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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代接力,为珍贵文物“量体裁衣”
2018年08月02日 10:48   来源:解放日报  

  说起文物囊匣这个词,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有些陌生。它是为文物“量体裁衣”制作的外包装容器,以保证文物的存放、运输安全以及存放环境的稳定洁净。文物囊匣制作或者叫制盒,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手艺。在上博,有人专门负责文物囊匣制作,现有的两位制作人员不仅是师徒,还是父子。近日,记者敲开了正忙于制盒的上博文物囊匣制作传承人江瑞南、江伟的门,听他们讲述制盒技艺和盒子背后的故事。

  现在一天可制作一个盒子

  江瑞南、江伟的办公室在上海博物馆的建筑里“藏得很深”,房间由一条走廊改造而成,约30平方米,一半用于堆放材料,一半用于工艺制作和办公。在敞开的桌子上,堆了五六个大小形状不同的盒子半成品,由无酸纸和蓝棉布包成的外壳已经做好,他们正在做里层的内斗。打开的外盖上覆着真丝,里面是填充的真空棉,摸一摸,手感非常舒适,它们像一层皮肤一样,呵护着里面娇嫩的文物。

  “像这样的盒子一个月大概可以做20个,平均下来一天一个。”江瑞南介绍,他们通常会依据来自库房的“订单”,同时制作一批盒子,时间成本不是根据大小,而是根据存放文物的复杂程度。比如有些文物包含盖子、底座等多个部分,做盒子时,需要根据不同部分的形状设计内囊,有的还要设计多层,好让它们能够存放在一个盒子里。

  上博的第一代制盒人陈槐林是1952年从民间招来的,他将这门老手艺引入博物馆。江瑞南的桌上有一本薄薄的 《古锦囊匣制作技法》,是陈槐林的学生整理的陈槐林技法记录。陈槐林曾有些悲观地说,“如果我们这些老人退休之后,这些手艺也没有一个记录,不知还能否传下去。”幸运的是,这门手艺在上博并没有断代。

  陈槐林的徒弟王芝蓝就是江瑞南的师傅。江瑞南从1993年开始接触文物制盒。在这之前,他在上博文物保管部门工作,有着十几年整理文物的丰富经验。文物制盒要了解文物特性,包括文物修复中比较脆弱的部分,以保证制作时有的放矢地保护文物。除了文物看得多、上手多,江瑞南之所以被当时负责制盒的王芝蓝相中,还和他的手巧有关,“我以前还给保管部的同事做过衣服。”

 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,江瑞南早就看好儿子江伟“继承父业”。“我在家里经常看到父亲制作锦盒,从小就帮忙打下手,时间久了,也对制盒产生兴趣。同时自己也觉得,有责任把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。”江伟2014年通过严格考试,正式进入上博工作。根据管理要求和部门需要,江瑞南在2016年退休后继续返聘,发挥余热的同时也带带这位“新手”。

  过去,文物制盒用马蹄刀、黄板纸,做一个盒子要花上一个月。上博有100余万件馆藏文物,其中珍贵文物约14余万件,纵然现在一天可以做一个盒子,这么多文物做得过来吗?江瑞南估算,四代人一共为大约60%的馆藏珍贵文物制盒。他记得,最忙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应对馆舍搬迁,为了将文物从老馆搬运到新的保管地点,急需一大批文物囊匣。“当时采用了应急做法,是根据大概尺寸做批量生产的简易版,博物馆各个岗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都征集过来,现教现学,大家围在大堂,一起做了几个月盒子。”文物保管部门会根据文物的珍贵程度、危险程度,以及展览需求来排列制盒的优先级。由于库房面积限制,也给盒子存放的数量带来了瓶颈。等到上博东馆建成,将有更多珍贵文物穿上防护外衣。

  传承中不断创新制盒技艺

  问起江氏父子在上博的岗位全称,江伟拿出一张聘书,上面写着“文物修复与研究——制盒”。他介绍,之所以要把制盒归在“文物修复与研究”里,是因为现在制盒不仅为了运输防震,还为了预防性保护。制盒也是一种文物环境控制,保证文物存放微环境的稳定和洁净。即便是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,这层保护外衣也可以让它受外界温湿度的影响更小。

  江伟进入制盒组前在库房待了三年,跟着老师傅们认真学习如何提用和接触文物。“制盒的第一步是量尺寸,量好后‘放’多少出来也需要经验,做大了浪费,小了不安全。还要根据文物的特质情况和损害程度判断嵌内囊的位置,接触点一定要选取文物最牢固的位置,脆弱的地方要腾空,不能让它受力。所以制盒需要熟悉文物的人,否则会影响做出来的质量和文物安全保障。”

  江伟跟着父亲学习了两年,工序流程已基本掌握,但经验技艺需要慢慢积累。江瑞南还是有点不放心儿子单独制作接触文物的内囊,“易碎文物制盒过程中要非常小心,否则对文物会有更大的损伤。有些青铜器本身已经酥脆,只能根据形状一次性做好,没有‘试穿’的机会。”

  如今,江伟已经渐渐独自上手做比较简单的文物囊匣,对于这门手艺,他还有更多想法。“现在不仅是传承,还要革新发展。一方面有新的材料逐渐出现,以后还有打样机配合手工制作,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。”无酸纸就是近两年引入博物馆制盒的新材料,它的特点是不会散发有害气体,相比过去的黄板纸成本虽然提高不少,但更加安全。

  此前,江伟和父亲在西安看到某公司使用无酸纸制作的囊匣,纯靠机器打印拼装,和传统做法完全不同。他们试做了一批拿给库房用,很快收到反馈——这种拼装方式使用起来不方便。于是,父子二人商量,决定采取折中办法,用传统技艺制作新材料。现在上博使用的就是这种“改良”后的囊匣,外面仍包着蓝布,造型维持原样,只有“住”进去的文物才能感受到新的变化。

  不过,江伟并不满足于“改良”,他想继续革新,通过逐步调整盒子的设计细节,最终舍弃蓝布包装。“一般板材多少都会挥发对文物有害的气体,尽可能全部使用无害新材料,也是为文物安全考虑。”此外,过去文物类型较单一,现在需要应对的文物种类、材料性质越来越多,如何设计不同的盒型存放它们,也是摆在江伟未来工作中的难题。“我有耐心和比较长的时间规划,会慢慢探索,逐步改进。”

  江瑞南手里的囊匣制作正在准备申报非遗,但盒子最终是为了文物的安全考虑,没有什么传统是改不得的。他很支持儿子的创新想法,打算再带儿子一年,至少等打样机真正应用进制盒工艺之后。“我们对文物有感情,对技艺传承有责任,要一代代传下去。”(解放日报记者 钟菡)

注:请在转载文章内容时务必注明出处!   编辑:王丹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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