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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最大盲人学生管乐团,音乐梦想照不进推拿求职的现实
2017年01月25日 10:25   来源:解放日报  

  害羞的时候,李林会笑着用手捂眼睛,这是“习惯动作”,虽然他什么也看不见。

  前些日子,在参加完扬帆管乐团的大型情境管乐音乐会《看见微笑》演出后,18岁的大号手、主唱李林做了这个动作,因为他刚被一起合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点评“音如天籁”。再往前1年多,2015年的5月,听青年作曲人娜拉为扬帆管乐团量身定做的《破晓》间隙,李林没忍住,又把手捂在眼上,咧嘴笑出了声。

  李林是资历最“老”的乐团学生成员。在重庆特殊教育中心的扬帆管乐团里,跟他一样的盲人学生还有47名。这个成立于2011年的盲人学生管乐团,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。

  2012年,扬帆管乐团受邀参加“上海之春”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。世界音乐大师梅耶称赞:“太让我震撼了!”

  同样场景,李林经历得并不少:2015年9月22日国家大剧院,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称赞扬帆管乐团的演奏是“心之声,魂之曲,天使在歌唱”;2016年12月25日,扬帆管乐团携手解放军军乐团共同演绎的管乐音乐会《生命的色彩》,让北京的解放军军乐厅座无虚席。

  观众感慨说,这群盲人孩子走到了“荣耀的时刻”。的确,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梦想成为音乐家。尽管如此,旋律总有变奏。

  “他们最终都将走向社会,谋取生存的资本。”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周远琦为学生们骄傲,也不乏担忧。从特教中心组建管乐团至今,已经毕业的、被音乐治愈的孩子,几乎都要再次被命运睥睨——

  绝大多数人的工作,仍旧逃不开“推拿按摩”。

  李林不想做推拿。他上过“中国梦想秀”,被老师称为“音乐王子”;他演奏了无数次管弦乐《破晓》,但他心里还是在不停地问:“何时破晓?”

  温暖的“润喉糖”

  “因为内心敏感,很多盲孩一开始都比较自我和封闭。”语文老师叶绍喜说,他觉得与其反复讲道理,不如通过一种渠道来为他们排遣内心苦闷。

  叶绍喜所在的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(原重庆市盲人学校),掩映在重庆南岸区的山林里。这所特殊学校里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职业培训,学生可以选择12年一贯制教育。近600名视、听、智障学生中,视障人数约占一半。

  音乐课是盲校的标配。为了做一次“音乐心理康复”试验,学校决定成立管乐团,作为教学的一部分。它几乎没有门槛,只要学生有兴趣、能吃苦,都可以被吸收。

  有人反对。因为即使聘请的专业教师能力过硬,碰到盲人学生也会一筹莫展。于是,老师们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学,一起加入乐团。如今,管乐团28位老师当中,只有2名音乐老师。很多对乐器完全不了解的老师,都是硬着头皮进去的。周远琦就是其中一位,尽管她最初连小号都不认识。

  “我们的作用是陪伴。”周远琦说。在管乐团中,师生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契合:老师翻译乐谱、陪伴练习,在演出时拍肩膀、背部或用脚步轻轻打拍子进行提示;学生利用敏锐的乐感和专注度进行学习和表演。

  2011年4月,管乐团第一次集中排练,《欢乐颂》在校园上空响起。时隔1年,关注到这件事的解放军军乐团,派青年指挥家王登梅首赴重庆,开启了对扬帆管乐团的帮扶之旅。

  周远琦说,每次帮扶期间,印象最深的就是要准备很多润喉糖:老师们一遍又一遍重复教学,往往口干舌燥。到最后,乐团也成了一颗“润喉糖”,改变了很多孩子。

  李林是其中变化最显著的。这名曾经发育滞后的孩子,被忙于生计的父亲“丢到”学校。从来没有人想过他会变成今天的自信模样。

  进入乐团的李林不但学会了大号、贝斯、吉他、钢琴等十来种乐器,还彻底告别了自卑:“是音乐拯救了我。”

  副校长朱晓凌把最重要的原因归结于乐团营造出的团队精神。一开始,如果两个人演奏同一种乐器,盲孩总是喜欢在声音上盖过对方。而乐团着重培养孩子们的包容,让他们懂得该弱的时候弱,该突出的时候突出。

  改变让人惊讶。在外地演出之余,周远琦经常发现,有孩子会把自己带的所有零花钱都拿来购买当地特产;有的会用录音笔,把自己没听过的歌曲和声音录下,目的都是“带回去分享给没有机会出来的其他人”。

  改变的过程,其实就是心理有阴霾的孩子接受阳光的过程。朱晓凌非常认可乐团的“治愈”作用。“艺术的方式,可能是其它渠道代替不了的。即使将来孩子们只能从事其它工作,但这段经历所学,也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,至少回忆起来,总会是温暖的。”

  现在,由48名盲孩及老师组成的扬帆管乐团,成了几乎所有尚未加入的孩子向往的“圣地”。

  “他们是学校的明星!”一群小孩齐声说。

  触得到的“颜色”

  李林忘不了扬帆管乐团的所有荣誉。

  2012年5月1日,复旦大学体育馆内,“中华号角——2012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”闭幕式当晚,与乐团同住一家酒店的捷克海布市青年铜管乐团全体成员,在酒店大堂以夹道欢迎的方式,表达钦佩与赞赏。李林说自己终于看到了“金色”。

  家住重庆巫溪的李林,出生后没多久就变成全盲,他的记忆中没有任何色彩。4岁,在哥哥学校的校庆晚会上,他第一次知道有种东西叫音乐。

  长大的日子里,李林渐渐知道自己是“特别”的:不能奔跑,也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玩游戏。他不再交朋友,时常躲进自己的房间里随便哼唱,走路时也低着头,但还会不时听到别人讥讽:“眼睛看不见,找不到工作”“还要让父母养你”……他愤怒之余,想想也有几分道理:该怎么办?

  直到他来到盲校,加入扬帆管乐团。除了尊重,李林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:音乐。

  李林对金色特别好奇。“比如听电视里,金色的奖杯,应该是荣誉的色彩。”而当他随扬帆管乐团表演之后收获掌声和鲜花的时候,才知道金色,是“能够展现生命、绽放自我的一种颜色”。

  “我看到了,碰到了。”李林说。

  李林的母亲还在世时,总说他是长不大的孩子,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来黏着母亲,总有讲不完的话。“现在妈妈走了,爸爸和哥哥都不怎么管我,一下子就没人听自己说话了。”

  还好有音乐。

  12岁的王太樊幸运一些。他能够看到一些“虚像”,如果颜色分明,还是可以大致辨认。小号手太樊性格沉稳,喜欢蓝色,在老师们的口中,他是天赋最突出的,也是最刻苦的。

  这名只花了2年时间就成为乐团首席小号手的小学三年级学生,一直对记者重复说,他“想把小号吹到极限”。而第一次接触小号时,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“拿到手里就喜欢上了。”王太樊用一周的时间才把它吹响。2016年3月,老师们欣喜异常:“他已经能当首席了!”

  一天背完曲子、半天时间熟悉,再找准节奏完成曲目完整演奏,4天就够了。王太樊说自己有个特点,“不知道紧张是什么”。他第一次登台和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王泉泉合奏时,没有丝毫怯场。

  王太樊曾到上海医眼,治疗的1个月里,他常跑出去,尽管老是迷路。“上海很大,但我现在去,应该不会再迷路。”

  彭兴国也是小号手。除了眼盲,患自闭症的他进校时连说话都成问题:说话时常倒吸凉气、发抖,两手不自觉地紧贴在腿上。他说进入乐团之前,生活是黑色的。没人和自己说话,连在父母面前唱歌的勇气都没有。

  黑色也是记忆最深的颜色。彭兴国的父亲开货车营生,每3天回家一趟,时间通常是凌晨2时漆黑的夜里,天亮没多久便离开家门。

  现在的彭兴国,经常拿着手机“K歌”。他要时刻提醒自己,不要再回到从前。

  最难的“就业曲”

  在学校被誉为“音乐王子”的李林,没有碰到过太难的曲子。

  他是高一学生,在团里年级最高,也是元老级成员。他学了10年的竖笛,并“玩到了一定的境界”;他的演唱声音,被解放军军乐团的指挥王登梅赞为天籁。

  但高中转瞬即逝,李林害怕时间,时间将逼迫他做出最后的选择。事实上,就业问题,是乐团里每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要提前考虑的事情。而人们更为关心的,是获得了无数掌声的扬帆管乐团成员,在毕业后能否把音乐之梦继续做下去。

  “我不想做推拿。”李林说。他知道,很多同学一毕业就走上了盲人的就业之路:按摩。

  几乎每位乐团成员头顶上都顶着一个梦想——当音乐老师,甚至音乐家。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。

  由于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拥有康复训练和按摩技能培训基地,高中毕业后的学生可以选择留校进行业务学习和培训。即将从职业培训班毕业的罗治(化名),也曾是乐团成员。他选择留校“深造”的原因是:学校按摩专业就业率已达到100%。比他高几个年级的不少学生毕业后自己开按摩店、办诊所,生活还不错。

  罗治在乐团的师兄程城(化名)在苏州开店,自己当了“首席按摩师”。“生活宽裕、工作不累。但是像我这样的,并不会多。”程城说,过完年就迎来“就业季”,师弟师妹们“大多数还是要去给按摩店老板打工”,日子算是过得去。

  陈星宇是第一批加入乐团的成员,酷爱音乐,会多种乐器,最喜欢演奏萨克斯。萨克斯,浪漫的乐器,它陪伴星宇度过了“最美好的时光”。

  父母是园林工人,陈星宇高中毕业时,不得不为经济并不富足的家境考虑。他考进了大多数盲人羡慕的大学,但选择的却是针灸专业。

  “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将来不能以音乐为生,在高二、高三把技艺练得非常成熟,也到了放弃音乐梦想的时候。”朱晓凌说。

  扬帆管乐团第一批30多名成员中,只有4人读大学,其他都已经就业。能够联系上的,几乎无一例外在推拿行业工作。

  告别特教中心后,陈星宇的萨克斯被搁置了。“挺可惜的,有时候参加音乐类的集体活动就会想起以前管乐团的场景,很无奈。”

  王晶是乐团组建以来,唯一坚持“音乐情结”的毕业生。她选择了长春大学音乐学院。朋友们为之欢欣鼓舞,她却有苦难言。王晶不太愿意告诉别人,她放弃了管乐器,而去学习声乐,原因是,家里经济状况让昂贵的乐器学习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
  “好在家人支持我继续学习音乐。”王晶说。她对未来同样忐忑,比如她计划学成之后去学校当音乐老师,或者找一家琴行做音乐辅导,但“都是很难的事情”。如果无法如愿,最终还是要接受按摩工作。

  特教中心的毕业生邓航,曾经获得重庆市青年歌手大赛奖项。他“不服输,不相信命运”,毕业后到私营的残疾人艺术团工作了一段时间,“闯了十几年才接受事实”。如果不是家庭条件好,他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他人接济。

  李林想在毕业后加入一个乐团,或者当音乐老师,甚至梦想着成立“鲍家街43号、黑豹那样的乐队”。

  乐队里资历最浅的蔡晓雪,有着相似的梦想。但一家人每月1200元的收入,让高度近视的父亲和视力同样有问题的母亲除了口头“支持”外,毫无他法。

  “走出去”的希望

  在朱晓凌看来,扬帆管乐团的孩子们确实得到了许多“偏爱”。

  “这些孩子在学校有一方乐土,但是一旦离开学校,心理落差会非常大。出了校门,即使是购物,也总会遇到部分异样的眼光。”朱晓凌说,扬帆管乐团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让孩子“走出去”。

  在培养人格、矫正心理问题上,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但还有一种因素在左右他们的生活,那就是“社会的眼光”。

  由于特殊教育学校班额较小,每年毕业生数量不多。开设职业教育近20年来,毕业生总计300人左右,迄今为止,让200余名视障学生圆了大学梦。这被业界誉为“全国特殊教育界的奇迹”。

  “但以音乐为生的很少。”朱晓凌说,“他们在看到盲人的时候,主观上就预设了许多不可能”。比如琴行招人,仍然不愿用“特殊孩子”,理由是“请了盲人还要保障上班路上安全”。

  一名低年级的学生,最初抱着“美好的愿望”加入乐团,但在学习过程中心态起伏,“在梦想和现实里徘徊不定”。叶绍喜说:“他们也会听说一些成员毕业后走出校门,还是一样找不到与音乐相关的工作。这是孩子待久了就要思考的问题。”

  刚入职半年的阳晶是特教中心的初中部老师。她感触最深的就是盲孩就业面窄,“很多学生父母提供的物质,不足以支撑他们坚持音乐梦想;而如果沉浸在‘我不想去做按摩’的消极情绪中,一味坚持音乐梦想,未来的路也不好走”。

  作为教育工作者,朱晓凌和其他老师最感到失落的是:孩子们一旦跨出校门,真正能够按照学校希望去发展的很少,很容易回到起点。

  “我们希望他们走出去,走得更远。但盲孩子们会比较快接受现实,然后按照以前的盲人生活方式过活。”周远琦说,“社会上还没有把这群孩子当作普通的社会人,其实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做。”

  在班主任肖惠的班级里,13岁的霍楠是唯一没有进入管乐团的学生。他在音乐方面相对吃力。每当排练时间,班里其他同学都鱼跃着奔向练习室,只有他一个人在教室发呆。

  霍楠说:“我再好好练练,明年争取进。”(解放日报 陈凯姿)

注:请在转载文章内容时务必注明出处!   编辑:实习编辑 王子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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